“我国煤化工项目依然过热。”8月26日，在首届中国洁净煤利用与低碳发展高层论坛上，中石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总工程师陈香生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按照在建和正在规划的现代煤化工项目的能力，到2020年，将消耗原煤近6.28亿吨，排放二氧化碳7.38亿吨。”
“这将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陈香生说。
在建拟建项目碳排将超7亿吨
陈香生建议，没有能力配套落实CCS项目的煤化工工程不要批准。
“现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传统煤化工排放量大，” 陈香生说：“生产1 吨甲醇排放二氧化碳约2.3—2.5 吨，生产1 吨二甲醚排放二氧化碳3—4吨，生产1 吨烯烃排放5—6 吨，而生产1 吨煤制油要达到5—7吨。”。
据他介绍，我国目前规划和在建的煤化工项目中，煤直接液化项目产能达到2000万吨，间接液化产能3000万吨，煤制天然气产能600亿立方米，煤制烯烃产能2000万吨，煤制甲醇（不含煤化工）500万吨，煤制二甲醚400万吨，煤制乙二醇（乙烯路线）400万吨。
“根据以上数据，在建和正在规划的现代煤化工项目的能力，如果按照不采取CCS的基准方案预测，将消耗原煤近6.28亿吨，排二氧化碳7.38亿吨。” 陈香生说。
中科院院士费维扬在论坛上表示，目前南非沙索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煤化工企业，年消耗原煤5000万吨以上，年产合成油500万吨，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超过3000万吨，“环境代价巨大”。
因此，陈香生呼吁，应对CCS及早规划并将其纳入煤化工业务范围。
“目前有的企业（包括国外投资商）立项煤化工，主要看重的是经济效益和圈占煤炭资源，地方官员则主要看重当前的投资效益和GDP业绩，规划和论证中对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很难落实。” 陈香生指出，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十分严重，“现在已经着手的煤制烯烃多达10套，而各地在建和规划的总数不下20套。”
“该泼凉水了！” 陈香生说。
总量控制下煤化工“有限”
“正研究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制度，以形成能源消费总量倒逼机制，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 这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报的国家发改委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节约能源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的报告中提到的。
据中国工程院预估，2020年我国科学能源供给能力是40—42亿吨标煤， 但总能耗控制在40亿吨标煤左右将十分困难。
按照2020年火电装机增加3亿千瓦计算，需用标煤约18亿吨，其它行业只比2009年水平增加15%需要标煤13亿吨，合计31亿吨；原油消耗5.5亿吨，天然气消耗3000亿立方米，合计折合11亿吨标煤。化石燃料总需求将达42亿吨标准煤。
不考虑在建及拟建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原煤产量需达43亿吨。“如果6.28亿吨的煤化工用煤量全部实现，全国原煤产量需要达到不可思议的50亿吨。” 陈香生说：“远远超出我国煤炭科学产能。”
根据中国工程院的研究，适宜我国2030年—2050年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产能规模不宜超过38 亿吨，与50亿吨相去甚远。
“生产2000万吨油品将消耗1.1亿吨煤炭资源；生产1000万吨烯烃将消耗煤炭0.7亿吨；生产400亿立方米的合成天然气将消耗煤炭1.7亿吨。” 陈香生掰掰手指，“仅以上三项就将消耗煤炭约3.5亿吨。”
如果加上其他煤化工行业的用煤量，需求接近5亿吨，将占中国煤炭（原煤）科学产能38亿吨的13%。这就意味着，发电和其他行业的用煤量必须控制在33亿吨，即24亿吨标煤之内。如要实现6.28亿吨的煤化工用煤量，电煤份额甚至还要削减。
“否则，绝对难以维持这么高的煤化工煤炭需求份额。” 陈香生说。
3—5倍于石化项目水耗
陈香生表示，无论煤制烯烃或煤制油的生产过程都要消耗大量的新鲜水，转化1吨煤需用水约10—15吨水，是石油化工项目用水量的3—5倍。
据悉，已经投产的神华集团180万吨甲醇进料规模，年产60万吨的煤制烯烃装置，由于投资增加大量空冷设备，年新鲜水消耗量才达到低于3000万吨，大约每吨烯烃耗水50吨。
而另一个煤制烯烃项目，182万吨甲醇规模，年产52万吨丙烯的工程，每小时的补充水量达到约6000吨，吨产品丙烯的耗水达到了约90吨。
“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又恰恰是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不适宜大规模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 陈香生说。
费维扬认为，在新疆地区发展煤化工的决策必须非常慎重，“例如一个年产50万吨丙烯的煤制烯烃装置，耗水约5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00万吨，除此之外，还会产生一些难以处理的高浓废水。”
不仅如此，费维扬指出，根据国内最新的评估报告，煤制烯烃项目全厂能源转化效率约35.2%，只有石油路线产品的一半；吨烯烃产品取水量是石油基单位烯烃产品取水量的约3.2倍；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石油路线的3倍。
“煤化工是石油替代的一条路线，却绝不应该是惟一的可选。” 陈香生说。
“如果企业不能在单位产品耗煤量、耗水量和碳排量上有所突破，必将受到国家‘十二五’煤化工规划的制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凤起向本报记者表示，“未来煤化工项目审批‘闸门’并没有封死。但若想争取新的审批，必须在以上方面有相当进步。”
